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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之旅——圣城加尔各答

来源:携程旅行网 作者:谈笑靖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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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加尔各答(Kolkata)

 

 

 

 

一:悲惨世界

 

 

 

 

加尔各答是怎样一座城市?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评论家曾作出这样的回答:她是瘟疫是洪水是猛兽,她让人悲伤让人痛苦让人绝望,她是这个世界最悲惨的城市。

 

 

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最吝啬的评语赠与。

 

 

加尔各大究竟犯了什么过错,竟招惹他们做出如此悲观的评述?

 

 

原因要从加尔各答建市之初说起。

 

 

那个时候,加尔各答是日不落帝国控制中亚及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英国完成对这个城市的占领,并不是通过军事化部队,而是通过一个势力强大的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贸易起家,后来逐步把触角伸向政治军事领域)。这家公司全部由英人入股投资。生意人久居海外,难免思乡心切。碰巧他们手中控制着这座城市的所有资源。于是,他们就像创世纪的上帝一样创造着加尔各答。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天地明亮。他们说,要有圣保罗大教堂,于是加尔各答果真出现一座圣保罗大教堂。他们还说,要有大英博物馆,于是加尔各答出现一座维多利亚博物馆。他们又说,要有海德公园,于是加尔各答出现一座梅丹公园(Maiden Park)。

 

 

上帝创世纪用了7天,英国人创造加尔各答持续了350年。他们不仅复制了伦敦的城市轮廓,也复制了英国的成熟管理模式,科学工作方法,优质生活标准,得体礼仪规范。

 

 

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人撤离时带走所能带走的一切,只留下一个殖民城市的外壳。

 

 

独立本是好事,可悲之处在于上台的是左翼政权。他们的政治口号是打倒一切。凡是英国人做过的都是错事,凡是英国人留下的我们都不要。让无产者管理有产者,让贫民住进帝国主义留下的高楼大厦。他们本有无数机会留住并维持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惜。

 

 

第一批贫民住进花园洋房。第二批贫民见无房可分,就在洋房之间搭起窝棚。设计容纳力仅为200万人的加尔各答一下子挤进600万人口。

 

 

当那些评论家来到加尔各答,看到从曾经无限荣耀的殖民建筑中走出身形卑微目光呆滞的贫民,看到马路上老鼠横行蚊蝇蔽天,看到人们当街大小便闻到屎尿气冲天的时候,就不会不被绝望感觉笼罩。这种绝望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在他们心中预设着一座伦敦并用她作为参照,结果巨大落差挑战着每个人承受力的极限,并最终让他们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如果,他们把在印度的游观继续深入,到那些更贫困的地方去,恐怕刚刚作出的结论会被马上推翻。其实,在印度,加尔各答可以算是天堂。

 

 

 

 

 

加尔各答到底是怎样一座城市?

 

 

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作家兼电影导演杜拉斯拍摄了一部名为《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的电影。杜拉斯说,在一个人口那么稠密、交通那么拥挤的城市,四周的建筑竟有种光怪陆离的美丽。“……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加尔各答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走过这座城市,也有了自己的答案。我的回答与前辈们遥相呼应:这个城市正在慢慢死去。

 

 

下火车时已是傍晚,从火车站到加尔各答中心区要乘坐跨河渡轮。人在船上,看到两岸建筑的确如同伦敦泰晤士河边建筑——的倒影,是一片空茫茫的黑暗。

 

 

光线都集中在中心商业区(BBD),那里道路开阔,老式有轨电车缓慢驰骋,两边是那种一座楼就占掉整条街区的殖民地建筑。银行,铁路局,邮局……黄色聚光灯打在楼体之间,璀璨,明亮,耀眼。恍然间,感到自己的渺小,还以为是走在伦敦的金融街上。

 

 

根据我多年出行经验,知道城市夜晚所呈现的未必是本来面目。很多灰暗和潮湿都在城市暗角中沉睡。曾经在夜晚抵达西贡,那个以前的法属殖民地的华丽妖娆也让我产生恍若巴黎的瞬间错觉。

 

 

果然,白天的加尔各答换上另外一副面孔和表情。同样是BBD区域,我看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浑身赤裸的残疾人,捡拾垃圾的小姐弟。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在大街小巷奋力奔跑的人力车夫。

 

 

加尔各答的人力车与德里不同,不是那种三轮车或者自行车的改装产品,而是货真价实地从人的奔跑中获取动力。中国最有名的人力车夫无疑是骆驼祥子,可人家早就转行,只是偶尔在话剧舞台客串。加尔各答的骆驼祥子们却还在日以继夜地跑着。用早已磨得没有知觉的脚板去追逐烈日,踩踏污泥。

 

 

有人会问,那是不是为游客准备的仿古游项目,就像中国有些景点还有轿子抬人上山。我要说,中国轿子的确只是旅游景点的服务项目,而在加尔各答,被人力车夫拉来送往的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几乎没有游客愿意像赶牲口似的坐在人力车上。既不习惯也不舒服。

 

 

坐在车上的印度人可能会说,是看他们可怜,给他们生意作,那些人一无所长,否则还不要饿死。如果这种说法发表于50年前,我可能还会犹豫着赞同。可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21世纪,当空客380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竟然还会在一座现代化城市中存在最原始的人拉人的交通工具。

 

 

 

 

 

一个城市死亡的标志不是轰然倒塌,而是一点点丧失前进的愿望和动力。进而,城市的麻木不仁让许多想做事愿做事的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走向孟买,走向邦加罗尔,走向美国,走向世界。就是要离开加尔各答。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就这样损耗殆尽。

 

 

 

 

 

是分属三个不同时代的感受,竟然产生惊人共鸣。

 

 

仍旧希望这个城市起死回生。

 

 

可是当我看着那些人力车夫的眼睛,看到其中流露出的甘愿,和那份自食其力的快乐,我相信,只是时候未到,已在所难免。

 

二:美人

 

 

 

公元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有大事发生。对我而言,终于结束12年寒窗苦读,如愿以偿地考入NK大学。对中国而言,终于结束150年对失落游子的翘首盼望,敞开怀抱迎接东方之珠凯旋。对世界而言,她却先后失去两位最美丽的女儿。8月31日,那位凭借美貌与爱心赢取世人爱戴的王妃魂断巴黎。5天之后,刚刚为戴安娜凭吊过的一位印度修女也因病发离开人世,同时也离开所有爱她并且为她所爱的人们。印度为她举行盛大国葬,许多人,包括多国元首,政界要员,商界精英,文体明星,穷人,孤儿,无家可归者,都用最特殊的方式和这位修女作最后的道别——他们俯下身,去亲吻她的脚掌。

 

 

这就是特蕾萨修女,加尔各答人亲切地叫她特蕾萨妈妈。

 

 

 

 

 

特蕾萨故居(Mother House)位于加尔各答市中心的一条小巷中。当地人对这里了如指掌般的熟悉程度仿佛把他们的双眼蒙住,也多半不会迷路。

 

 

 

 

 

特蕾萨出生于1910年的阿尔巴尼亚。她自幼家境良好,年轻时加入教会,后来随一支爱尔兰传教队来到印度。她在加尔各答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教会学校为当地贵族子弟教授地理。在当时的加尔各答,教会学校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大校墙内,窗明几净,修女们在一尘不染的教室内上课。校墙之外,即是贫民窟,露骨腐尸随处可见,是西方评论家们所说的当时世界最悲惨的地方。

 

 

一次。特蕾萨看到一位老妇人,浑身爬满苍蝇和蛆,头像被老鼠咬过,还有残留未干的血迹。特蕾萨把老人送到医院,医生却不愿救治,于是老人很快停止呼吸。

 

 

另一次。特蕾萨看到路边一个瘸腿男孩在要饭,腿上还在滴血,她拿出随身药品帮男孩包扎。包扎后,男孩一瘸一拐地引领特蕾萨来到他所居住的简易窝棚,在那个徒穷四壁的家中,她看到男孩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妈妈。那个可怜女人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可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隔壁那个老人已经快不行了,求你先去照顾她。

 

 

又一次。当特蕾萨乘坐火车旅行,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流浪汉已经奄奄一息,她决定马上折返,可当她赶回流浪汉身边时,那个人早已死去多时。

 

 

 

 

 

不同的人间悲剧相同的人世苦难一次次地锤击着特蕾萨的心房。她也一次次地问询心中的上帝。这是怎样的世界?这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950年,特蕾萨成立了加尔各答第一个非官方慈善机构仁爱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仁爱会的惟一宗旨即是帮助穷人中的最穷者——poorest of the poor。

 

 

特蕾萨在加尔各答最大的卡利神庙旁找到一间闲置教堂,把流浪在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各类疾病患者,以及垂死者接到这里照料。她和其他几名修女一起,免费为那些穷苦人提供食物,为他们治病打针换药,和他们一起祈祷。

 

 

 

 

 

1969年,一个英国记者把特蕾萨的故事拍成记录片,在世界各大新闻网络反复播放。人们不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竟然还有一股扶危救困的人道清流。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善款注入仁爱会,越来越多的修女聚集到特蕾萨身边,越来越多的义工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尔各答。一切,都是被爱所感召。世界多变,惟有真情流转。

 

 

特蕾萨一生中所获奖项荣誉不计其数。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她曾被评为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偶像,和她比肩的全都是歌星运动员。而特蕾萨获得的最重要奖项,无疑要算诺贝尔和平奖了。

 

 

1979年,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奖现场。一个瘦小女人缓步走向领奖台。她佝偻着腰身,穿蓝白色纱丽,是那种只有低种姓印度妇女才会穿着的廉价衣裳。这与看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名媛贵妇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然而此刻感到自惭形祟的,却并不是领奖台上的特蕾萨。

 

 

她稳稳站定,等掌声平息,开始用一种虽不响亮却足以打动人心的平和口吻说,我其实不配领受这个奖项。我所作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和平世界是因为爱而延续。而我只是找到一种传递爱的方式。对在座的大家来说,实现爱的最好方式是,回家,关爱身边每一个人,家人,爱人和朋友。他们也会爱你。就是这样。

 

 

随后,特蕾萨再次从聚光灯下消失,回到需要她的人们身边。她回家了。

 

 

 

 

 

特蕾萨故居并不只是让人们凭吊瞻仰的地方,她至今仍旧是仁爱会总部,行使着管理职能。加尔各答所有修女都归这里调配,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则每日来此领取当日工作任务。

 

 

故居内部规模不大,可以参观的地方更小。一处是安放特蕾萨棺柩的墓室,每逢周末会由牧师带领教徒一起做弥撒。

 

 

墓室旁是一间不到20平米的展室,里面有图片,有实物,有文字说明,详尽地展现着特蕾萨妈妈无限贫苦却也无限容光的一生。

 

 

看到厚厚的留言簿上留下无数人含着眼泪用世界各地的文字写下的感言,印象最深的一句是,Mother, oh! Mother!

 

 

 

 

 

终于还是笑了。是因为看到展台后面安静摆放的一双凉鞋,一只钢笔,一本圣经。我仿佛看到,曾经踩着这双凉鞋行走的,曾经握着这只钢笔书写的,曾经举着这本圣经引路的,是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三:我在加尔各答做义工

 

 

 

 

 

是从特蕾萨故居的早餐开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同唱赞美歌,手捧歌本,哼出的却是没有旋律的音符,更像是一场抑扬顿挫的朗诵。

 

 

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义工,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各种肤色,各种年龄,把食堂挤得满满当当。

 

 

加尔各答的义工服务体系为双层结构。特蕾萨故居担当调配中心职能,根据当日义工总数分配到不同仁爱会,各个仁爱会再根据当日需要排出每名义工的具体工作。

 

 

卡利仁爱会是特蕾萨在加尔各答创办的第一家慈善机构,也是我即将去工作的地方。故居里的嬷嬷签给我一张通行证,上面标注姓名日期地点。

 

 

早餐完毕,义工们分头出发,到各自工作的仁爱会报道。

 

 

 

 

 

和我同行的是两位老人。美国人约翰,78岁,已在此做了22年义工。日本人芳子,退休多年,喜欢独自旅行,每年冬天会来加尔各答工作2个月。

 

 

从特蕾萨故居到卡利仁爱会有直达公交车。由于是假日,车上并不拥挤。各自都有坐位。芳子十分健谈,一路讲了许多她独自旅行时的见闻,她说她喜欢中国的昆明。老约翰一直专注于车窗外流淌的风景,不时会在一个小本上作些记录。

 

 

 

 

 

卡利仁爱会由废置教堂改造,上下两层。一楼空间高大宽敞明亮,病人(也包括垂死的老人)按照性别分成两个病房,中间是会长嬷嬷的办公室。义工们的工作包括洗衣刷碗,喂患者吃药,帮他们洗澡,陪他们聊天,一些专业义工(比如医生护士)还要承担起打针换药工作。

 

 

签到后,嬷嬷分配任务。大家各自忙碌,秩序井然。

 

 

 

 

 

我的工作从洗衣开始。这里没有洗衣机,全部手工作业。我加入的是第六道工序,类似于甩干过程。从洗衣池中捡起一件洗过的湿衣,先看上面是否有未洗净的污迹。如果有,就用一把木刷刷净,再扔回洗衣池重新过水洗涤。捡出一条完全洗净的,和另一个义工各执一角,左右互拧,直到衣物再也拧不出任何水分。

 

 

整个洗衣环节共有七道工序。

 

 

第一步,把撤换下的衣服床单被褥放进消毒水池浸泡。

 

 

第二步,把消毒后的衣物放入另一个水池,一名或两名义工光脚在上面踩压。

 

 

第三步,把踩过的衣物放入洗衣池中加入洗衣液洗涤。

 

 

第四步,用木刷去除衣物上的脏垢。

 

 

第五步,用清水洗涤。

 

 

第六步,拧干。

 

 

第七步,拿到天台晾晒。

 

 

水房内空间一半被洗衣的义工们占据,另一半是洗碗的人们。洗碗虽是简单劳动,但也分成六七个步骤。先到掉残羹剩饭,然后用塑料布沾热水刮掉粘在盘上的奶酪油渍。再倒入洗洁精清洗。每个盘子都要至少清洗3遍,直到清水流过后仍旧清澈。这远比路边小摊一桶洗千碗的卫生情况要干净太多。

 

 

接下来的工作是帮一个老人洗澡。我托着他的引尿管,另一名义工用温水小心地帮他擦洗那羸弱的躯体。他实在太老,像即将燃尽的蜡烛,已经所剩无几。只有脊梁仍旧坚硬的挺立,就像水边的礁石,黝黑而崎岖。

 

 

 

 

 

病床分成三排。越靠近走廊病患也越严重。这样的布局应该是为方便抬运尸体。每天都会有死亡发生。进门时看到一个瘦小身体被裹上白布抬出门去。

 

 

一位修女翻开一本厚厚的治疗手册。上面记载每位患者的入会时间,所患疾病,所需药物,以及出会时间或者病故时间。修女每念一个名字,老约翰就把那个病人所需药物放入一个药盖并交给一名义工。然后我们自取一杯清水,找到那个病人,帮他把药喝下。

 

 

躺在我面前的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精神状态不错,一直朝我微笑。看到盖在下身的被子深深凹陷,原来没有下肢。我把药片放入他的嘴里,却突然被他吐出。随着那粒药片在水中溶化,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原来是一粒泡腾片。脸上一阵灼热,他反倒连忙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心中后怕,如果是一位无法动弹的老人,岂不犯了大错。

 

 

第二次喂药时有了经验,先跟老约翰确认服用方法。是一个病床靠在最外的老人,他的眼睛浑浊不清,呆呆地失去所有光彩。帮他一点点把药服下后,我握住他干枯的手,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直微笑,让他知道有人在身边,不会觉得孤独。突然间,我看到他也露出一丝微笑,虽然只是嘴角的一次细微牵动,那完全失去弹性的皮肤被牵扯后还不能立即复员。这笑容却让我哽咽。突然很想留下,像其他义工一样多工作几天。脑中飞快地盘算着如何把签证延期,然后给妈妈打电话,说,今年春节又不能回家,我要留在加尔各答。可一想起妈妈,任何想法就都烟消云散。加尔各答没有我也依旧照常运转,老人依旧有人照看。而在家中,儿子却是母亲惟一的牵挂。回家,是对家人最好的报答。

 

 

 

 

 

义工工作细小繁杂,大家始终忙碌。看到老约翰拿出汽车上记录的本子跟嬷嬷汇报又看到多少需要马上援救的流浪汉。看到芳子一直踩着缝纫机,为病人缝制新衣。看到一名义工帮一个胸口缠着绷带的病人换药,病灶处汩汩地流出鲜血。看到许多人额头挂着细密汗水,还没来得及擦。

 

 

中午开饭之前,有20分钟的Tea Break时间。休息处在楼顶天台,从这里能看到卡利神庙前摩肩接踵的信徒。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又是什么?

 

 

这里的义工身份多样,有法国来的学生,有加拿大的司机,来自荷兰的银行家。大家朗声言笑。给某个相熟修女起个无伤大雅的外号。抱怨加尔各答出租车宰客的无良。讨论着两周后即将开始的非洲旅行。大家来到这里工作,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还要搭上机票,伙食费,住宿等各项开支。但仍旧义无反顾地来了。因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帮助别人即是帮助自己,爱别人即是爱自己。这精神上的所得,要远比物质丰厚太多。

 

 

 

 

 

在我眼中,让这座城市变得神圣起来的,并不是远处神庙内缭绕的香火,而是身边这些乐观的普通人。

 

 

他们即是池塘中鲜艳盛放的蓝莲花。生命中如果也能够一步一生花,还会有什么遗憾?

 

 

 

 

 

《莲花之上》第二部分结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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